1953年盛夏，上海的天气闷热，黄浦江边的风也带着潮气。这一年，新中国成立刚过四年，全国许多地方还在清理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。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太起眼的年份，一桩几乎被忽略的小事，差一点就要在江西某个县城的刑场上，画上一个极其悲凉的句号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的起点，并不在江西，而是在上海市政府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。

那段时间，上海正在筹备一场重要会议，由市政府邀请各民主党派、社会贤达、高级知识分子，共商“新上海”建设。主持会议的人，是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。这位出身川南、在战争年代驰骋南北的将领，解放后身上多了一重身份：大城市的行政首长，需要和各种社会力量打交道。

会议召开前，工作人员按惯例将签到簿放在桌上，名字一行行排开。陈毅习惯在会前翻一遍名单，用他的话说，看一眼，就大致知道今天会场是个什么“气氛”。那天，他的目光突然停住，眉头不自觉拧了起来，脱口问身边人：“肖纯锦呢？怎么没来？”

被点到名字的这个人，当时在上海的知识界并不陌生。学者出身，做过国民党省级机关要员，解放后又回到高校执教。按通知，他应该出现在这场会议里，但签到簿上的空白，显得格外扎眼。

工作人员小声回道：“还没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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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毅放下名单，却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般“缺席”了事。他又看了看钟，神情明显严肃了些：“再打听一下，他这个人，是该来的。”

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追问，实际上给江西刑场上戴着手铐的那个人，多争取了几乎是最后一线生机。

一

一、从“缺席的名字”到市政府门口的哭诉

会议照常进行，发言、记录，一切按程序推进。直到散会后，一个消息悄悄传到与肖纯锦熟识的朋友耳边：人不在上海，被江西老家抓走了。

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处理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种人物，尤其是曾在国民党体系中担任过职务的人，更容易被地方机关当作重点审查对象。消息一传开，肖纯锦的朋友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立刻赶往他的住处。

到了家门口，里面的人已经乱成一团。妻子程孝福听到“纯锦兄怎么没来开会”的询问，话没说两句，眼泪先流了下来，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实情：丈夫在江西的亲戚那边，被地方政府以“国民党大官僚”的名义抓走，说是要判死刑。

“要是当成反革命，那就了不得了。”朋友听完，脸色当场变了。短暂沉默后，他劝程孝福：“再拖下去，就真有性命之忧了。如今能说上话的，只有陈毅市长。他刚才在会上还点名问纯锦兄，说明没把他当外人。你去一趟市政府，求他出面。”

程孝福平时性格算不上强硬，此刻却顾不上犹豫。很快，便出现了上海市政府门口那一幕：一个中年妇女，神情慌乱，反复向警卫说自己有要事求见陈毅。

不得不说，在那个年代，普通人走进市政府大楼并不容易，更别说要见的是市长。但她脸上那种带着绝望的慌张，以及“救命”两个字带来的分量，让门口警卫不敢怠慢，连忙层层汇报。没多久，她就被带进了大楼深处。

见面时，她刚一开口，话里只有一个核心意思：“请陈市长，救我家先生一命。”

陈毅听完情况，眉头越锁越紧。江西省委准备以“国民党官僚”的身份，将肖纯锦列为处决对象，案子已经到了“执行”这一环节。这不再是一般的错抓，而是随时可能“按程序办完”的生死边缘。

他略一沉吟，伸手就去拿电话：“给我接江西省委，找陈正人同志。”在电话接通之前，他还简单安慰了程孝福几句，让她先坐下，好好说清楚经过。

这一刻，他的思绪其实已经在往几十年前退去。

二

二、上海课堂上的师生情与武功山上的生死局

时间往回拨，将近三十年。

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，租界里霓虹灯已初现，法租界的小楼里挤满了刚从海外回来的青年。他们大多怀着“出国求学、报效国家”的愿望，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。陈毅就是其中一员。

1921年，他和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，因为参与进步活动，在法国遭到驱逐，被迫提前回国。回到上海后，身上盘缠无几，前途又一片迷雾，唯一能做的，只是把在法国遭遇的不平，写成文章，投给报纸，希望能唤起一些社会关注。

报纸登出来之后，有不少人看到了。但真正走出门，专程找到陈毅住处的，却不多。肖纯锦算一个。

那时的肖纯锦，在上海大学任教，算得上知识分子中的中坚。他读完那篇文章，很快判断出写作者并非一般“诉苦”的留学生，而是有志于改变国家命运的青年。于是，他找到陈毅，见面便连说：“你们受的这些折腾，不公道。”

说话归说话，具体的帮忙还得落到实处。他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笔不算小的数目——一百银元，交到陈毅手上：“先回四川，把身体安顿好，该读书读书，该做事做事。”

在当时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周济”。对一个刚被迫从国外赶回来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笔钱几乎决定了后续能不能继续走下去。陈毅后来每每提到这件事，都说得很实在：“这钱，救了急。”

半年之后，陈毅去北京，准备到中法大学进修。谁也没想到，在那里，他又遇见了这位“上海恩人”。此时的肖纯锦，已经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、教导长，同时还兼任中法大学的课，那段时间在北平教育界颇有声望。

重逢之后，两人往来更密。肖纯锦不仅抽空和陈毅长谈，还经常邀请他带着几位革命青年到家里“打牙祭”，吃点热乎饭，顺便聊聊天下大势。那时候的北平，军阀混战，社会动荡，但在这些饭桌上，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，却愈发清晰。

他还主动帮陈毅办理北大转学事宜，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不过，当陈毅表明“要回四川闹革命”的决心时，肖纯锦并没拦，只是邀请李大钊等人一起，为他送行。送别的人，大概都明白，这位四川青年走的，是一条极其凶险的路。

有人会说，师生一场，不过一时缘分。但命运有时就偏偏要把线牵得更紧一些。

1937年8月，抗战全面爆发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南方各地的局势极其复杂。陈毅在江西武功山一带领导中共游击队，为了推进抗日合作，被派去南昌，与江西省政府谈判。当时的省政府主席，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熊式辉，而出现在谈判桌另一侧的首席代表，竟然就是当年的那位教授——此刻已是江西省农业厅长的肖纯锦。

公开场合，他是国民党省政府的重要官员；暗里，他对陈毅的态度，却完全不是公事公办。谈判桌上，他设法协调各方，让陈毅领导的游击队获得合法地位与必要空间。熊式辉因此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一番，指责他“对共党让步过多”，却不知背后多了这层“旧识”的影响。

谈判结束，陈毅回到武功山。一支处境本已极为困难的游击队，很快迎来更加危险的情况。国民党秘密策划围剿行动，准备趁夜包围武功山，力图“一举解决”。计划传出时，知道内幕的人屈指可数。

肖纯锦得知消息，当机立断，不敢写信，不敢托人，只能用最不起眼的方式：让妻子程孝福化装成农妇，连夜赶路，进山报信。夜色之中，一个“挑担赶路的妇人”，在山间小道疾行，这在当时，既是简单的画面，也是生命攸关的举动。

程孝福找到陈毅，把围剿计划原原本本讲清楚。游击队迅速转移，避开了正面包围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封“口头情报”晚到一天，武功山上的那支队伍，很可能就被悄无声息地吃掉，而后来的许多故事，根本就不会发生。

这一次，是生死之恩。

三

三、皖南事变之后的军粮与“国民党厅长”的艰难抉择

时间来到1941年。年初，震动全国的皖南事变爆发，新四军遭到严重损失。3月，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，陈毅担任代军长。这支队伍在江南活动，地盘狭小，物资紧缺，最紧要的，就是粮食。

当时的江西，表面上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幕后却暗流涌动。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陈毅再次想到了那位“老朋友”。

此时的肖纯锦，职务不低——江西督导粮食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，能够决定粮食的生产、调拨方向。用身份来说，他是国民党的重要官员；若用行动来衡量，他却已经在心里一步步离开那个阵营。

在得知新四军粮食极度困难后，他并没有以“公文手续”为由推脱。相反，他给出的表态十分干脆：愿意冒险支援。送陈毅离开之后，他独自在屋里反复思量，如何既能调出那样一批粮食，又尽可能减少暴露风险。

最终，他选择亲自出面，前往浮梁、婺源、德兴等地，以“调剂粮食生产”为名，分批调拨粮食，再通过水路，把这些粮食运往九江、安庆一带交给新四军。每一步，都踩在红线边缘。

运粮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沿途有人怀疑，有人告密。国民党内部有关部门开始悄悄调查，试图查出“粮食去了哪儿”。不过，由于他操作极为谨慎，没有留下直接证据，最后只查到“手续不全”“调度不规范”等问题。既然罪名定不实，只好用一种看似“折中”的方式处理：撤职。

农业厅长，没了；省府委员，辞了；农业院院长，也离开了。表面看，这是政治上的失势，事实上，更像是他主动拉开与腐败政权的距离。此后，他告别省城官场，回到熟悉的讲台，在上海诚明文学院、大同大学教书，重新做起了“纯粹的学者”。

不得不说，这样的人生选择，在当时并不多见。既有知识人的自尊，也有对腐败现状的不满，更有对共产党及武装力量的一份信任。新四军的那些粮食，表面是“库存调拨”，实则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从缝隙里挤出来的一线生机。

多年以后，陈毅谈及这一段，提到的，不只是恩情那么简单。对他而言，这是在极为凶险的政治局势下，国共之间还存在的一点点“人情纽带”。当时若没有这些看似零散的帮扶，新四军在江南的生存空间还要再小上一圈。

三年之后，抗战胜利，国共矛盾再次激化。大局一步步走向全面内战，曾经的“统一战线”终结。肖纯锦在国民党内部，看得越发清楚：腐败加深，民心渐失。于是，他干脆辞去所有职务，转身回归教书育人的老路。

也正因为有这些经历，三十年代的武功山、四十年代的新四军，才在他与陈毅之间，系上了一条看不见却极结实的绳索。

四

四、江西刑场前的紧急电话与“不能忘恩”的态度

时间再次回到1953年。

上海这边，程孝福在市政府里讲完丈夫的遭遇，陈毅把散落的记忆一条条串起来。恩情、救命、军粮、辞官……这些在战乱年代留下的线索，加起来在他心里只形成一个判断：这个人，不能用“国民党大官僚”这四个字一概而论，更不能随便“就地正法”。

电话接通，另一端传来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的声音。

“正人同志，有件事要拜托。”陈毅没有绕弯，简单说明情况后，把话说得极为明确：“你们那里的肖纯锦，是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为人一贯正直。民主革命时期，他为我们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，对新四军的帮助尤其大。现在被当作国民党官僚抓了，听说要杀头。人不能杀，有功劳的，不能算完。我们不能胜利了，就把人家的帮助忘掉。”

这几句，听上去平实，却掷地有声。既是为个人说情，也是为原则发言：对有功之人，不能因为“旧履历”就一刀切；革命胜利之后，更不能只讲“立场”，不讲“人情”。

陈正人久经战火，行事向来干脆。他对陈毅的判断有充分信任，当下就表态：“这事马上查，立即处理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他没有让事情在文件堆里打转，而是直接打给吉安地委负责同志朱继先，要求迅速查明，立即放人，赔礼道歉，还要从省委派人前往永新督办，绝不能出差错。

与此同时，永新那边的程序，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。肖纯锦被押上刑场，脚下沙土松软，四周围着警戒线。就按照当时的节奏，再过一会儿，一声枪响，这位走过课堂、官场与战乱年代的知识分子，就要倒在一块无名的土坡上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县委接到吉安地委的急电，几乎不敢相信耳朵：立即停止执行，立刻放人，当面道歉。接电话的同志放下话筒，只说了四个字：“好险，好险。”如果上面的电话晚来半小时，这件事就将变成一段无法挽回的遗憾。

执行人员匆匆赶到刑场，叫停了已经摆好队形的行刑小队，把人从枪口底下带了回来。手续很快改写，罪名撤销，态度转变。朱继先随后亲自赶到永新，为这位“差点被错杀”的老人压惊设宴，并当面道歉。

不久之后，江西省委又派出专人，将肖纯锦一路护送回上海。这一次，他不是犯人，而是被郑重送回曾经熟悉的城市。

到上海那天，火车刚一进站，站台上就出现了陈毅的身影。他没有派人代劳，而是亲自到场迎接。握手、寒暄，话并不多，却都很实在：“这趟路受累了，先好好歇一歇。”

当晚，陈毅设宴为肖纯锦夫妇接风，与他细谈这几年曲折经历。可以想见，席间提到的不只是个人遭遇，还有那个时代制度转换带来的种种磨合。对曾经在国民党内部，又暗中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来说，这样的过渡期，无疑格外敏感。

五

五、从讲堂到政协：一位“江西恩师”的晚年轨迹

救人只是第一步，后续如何安置，又是另一道考验。

陈毅很清楚，一个有专业背景、有学术积累的知识分子，最合适的位置，并不是机关里某个闲职，而是讲台与学术机构。他把情况和意见向上海市委统战部、组织部的同志做了沟通，几方讨论之后，达成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：请肖纯锦到复旦大学任教，讲授政治经济学，同时推举他为政协上海委员会的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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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安排，既考虑到他的专业，又给了他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。对一个曾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游走，又始终保持知识人身份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归宿算得上合宜。

肖纯锦对此表示接受，也很快投入教学工作。讲台上，他面对的是一批又一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。课程里涉及政治经济学、近代中国经济问题等内容，有专业分析，也有从亲身经历中提炼出的看法。有学生回忆，他讲到战争年代的经济困境时，偶尔会提及“新四军缺粮”的那段经历，但对自己的角色一笔带过，不愿多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毅对这件事，并不仅停留在“地方层面”的处理。1950年代初，他进京向中央汇报工作时，特意将肖纯锦多年来的经历——从上海课堂，到北京北大；从江西厅长，到暗中援助新四军；再到1953年被错抓、上海市政府出面营救——一条条说给了中央领导听。

毛泽东听完，微笑着点头，语气很平静：“做得对。这个‘江西恩师’，同我们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过去救了你，又帮过新四军，现在你把他救出来，安排好，也是应该的。共产党不能不讲人情。”

这一句“不能不讲人情”，背后包含的，其实是一种更深的政治态度：革命胜利之后，对待旧社会走过来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在关键时刻伸出过援手的知识分子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政策可以严谨，历史评价可以严格，但对具体人物的功过，要分得清、划得明。

有些人可能会问：一个在国民党任过厅长的人，为何会在新中国得到这样的对待？答案并不复杂。看履历，他的确曾是旧政权的一员；看具体行动，他却又在关键节点上，为中共武装作出过实际贡献——从武功山的情报，到新四军的军粮，再到后来毅然离开腐败官场。以这样的轨迹来看，他并非单一标签能够概括。

1960年代中期起，全国局势再起波澜，许多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得敏感而复杂。肖纯锦晚年，依旧在上海安静度日。1968年，他在上海病逝，享年七十六岁，生命的最后一站，定格在课堂与书房之间。

六

六、功与过之间的取舍与记忆中的细节

回看这一生，肖纯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革命者”。他没有扛过枪上前线，也没有在党的组织体系内担任职务。但从20年代的课堂，到30年代的谈判桌，再到40年代的粮道与情报线，他一次次站在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，方向却始终朝着抗日、朝着人民力量一边。

战乱年代，很多人左右摇摆，顺势而为；也有人在大势之中做出微小却关键的动作。武功山的那一次提醒，表面看只是一个农妇夜行山路的故事，实则关系一支游击队的生死。而那些经过浮梁、婺源、德兴的粮船，在江面上悄悄划过，却为正在困境中的新四军赢得了缓冲时间。

1953年那通电话，表面看是“老朋友救老朋友”，深层意义上，却是新政权在处理历史遗留人物问题时，做出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选择：不因为对方曾经挂着什么职务，就把一切过往抹杀；也不因为自己已经掌握权力，而忽略当年别人承担的风险。

不得不说，这里面既有制度上的灵活，也有个人情感的介入。陈毅记得那一百银元，记得北京送行，也记得武功山夜里那一声敲门。正因为记得，所以当接到“要处决”的消息时，他不愿袖手旁观，更不愿用一句“按政策办”来回避。

从江西省委书记迅速下令，到地委书记立刻转达，再到刑场前那一声“好险”，整条链条运转之快，说明在当时的干部群体中，对于“有功之人不可轻杀”这一底线，还是有共识的。

对读者来说，这样的故事，并不是为了渲染惊险，而是在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：大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写在教科书里，而那些真正复杂、细腻的东西，却藏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——一封信，一次私下会面，一趟夜行，一通电话。

肖纯锦在上海的墓碑并不显眼，他的名字，相比许多叱咤风云的将帅，也显得平静许多。不过，在陈毅心里，这个名字一直有分量。那句“不能杀，有功劳”，既是当年的一句坚定判断，也成了后来许多人口中，评价这段往事时最常提到的一句话。

在那个从战火走向重建的时代里，正是这些看似平凡却坚持原则的判断，让很多本可以被湮没的人物和故事，得以保留下来，也让“功过分明”这四个字，不至于沦为空话。

发布于：山西省